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托派刊物《西流》-> 第二期（1940年4月）
论游击区的经济基础
柯大章
武汉的陷落，是抗战过程上的一个明显的分水岭。在此以前，一般说来，抗战的主要活动是军事斗争，这表现于事实的是淞沪的大战、台儿庄的大战与保卫武汉的大战。自武汉陷落以后，敌人因为想稳定广大的侵占区而享受侵略的果实，故在军事上采取守势，而致力于沦陷区的安定与开发，我们方面则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略，以消耗敌人的人力与物力，使敌人无法稳定与开发沦陷区。换句话说，自武汉失陷后，抗战的主要活动即离开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而转入了以经济斗争为本质的游击斗争。
武汉陷落后不久，日本军阀即提出了在中国“以战养战”的口号，而这时候召开的国民党大会与共产党大会上，也都着重地说明了此后要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略。这样决定与此后一年半以来由此决定所产生的敌我的行动，都表示在当前抗战阶段中，以经济斗争为本质的游击斗争，关系怎样重大了。本文的目的在于就一年多来各方面的事实研究游击区与敌区斗争的经济特性及其前途，至于与此无关的其他情形，都不在本文论及之内。
（一）以游击区为中心的敌我经济斗争
一年半以来，我们在各游击区中怎样和敌人作经济斗争呢？要说明这一点，须先说明敌人怎样向我们作经济的进攻。
日本人对于游击区所作的经济进攻的情形，可分四点来说明：
第一点是以各种手段强占各大城市的机器工厂，制造工业品向游击区推销。例如，在山西，他们占去大同与阳泉的煤矿与铁矿外，又占去榆次的纺纱厂、晋华卷烟公司、汾阳临汾等地的面粉公司、新绛的纺织厂、太原的兵工厂、西北洋灰厂、炼钢厂、毛织厂、皮革厂、印刷厂，这些工厂都早已开工。在平津一带，所有从前国人经营的各工厂，均已落在日本人的“兴中公司”及“华北实业开发会社”之统治下。在长江流域，他们以实行没收，或强制“合股”等方法，占去了上海租界以外及沪东区中的各华人工厂，及苏州、常州、无锡、镇江各处的已毁半毁或未毁的各华人工厂。这样占去了各工厂以后，他们就可以以廉价商品向各游击区侵略，吸收原料，换取法币，而企图破坏游击区的经济对抗。
第二点是以各种手段向各游击区推销日货及冒牌日货，以图吸取法币与农产原料。被强占的各华人工厂的出品，多半仍用原有的商标向游击区推销，至于纯粹日本货物，则常冠以中国货或外国货名号而到市场混销。例如，在上海的日本人经营工厂，向中国商人推销货物时，不但价钱较廉，且可随中国商人的意代为制造各种牌号，几个著名大公司在此方法下所购进销出的日货，据说数量很大。在山西，日货像潮水一般地涌进，上面所标的大都是“中国制造”、“纯粹国货”、“上海制造”、“美国制造”等字样，日伪设立的“晋北实业银行”除以贷款方式向沦陷区榨取外，又向沦陷区及游击区大规模推销仇货，吸收国人的血汗。已失陷的各大城市，如南京、苏州、杭州、蚌埠、济南等，到处都充满着日货，成为日货向游击区及沦陷区推销的总站。日本人为想加速消灭我们的游击区，也会封锁某些沦陷区城市的工业品对于游击区之输出，例如过去在太原，他们就不准货物运往游击区，在河北，也曾对游击区施行过经济封锁，但他们或许是故意不严密，或许是无法严密封锁，故这种限制往往只是表面上的。
第三，日本人向游击区推销日货或冒牌日货的目的，是吸收法币与原料，然购买原料时他们参用着伪币，因而推销日货的最后作用之一就是破坏游击区的法币。一年余来，各游击区与敌人的最激烈最普遍的经济斗争现象之一，就是法币抵抗伪币的斗争，这一斗争，在无论哪个游击区都无时不在进行中。货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尺，斗争之如此激烈与普遍，就表示一年余来敌我的经济战争是怎样激烈。日本人破坏法币的手段很多：他们在各沦陷区中强迫没收法币，换以他们所特制的联银伪币及华兴伪币；又严禁使用法币及旧时省币，期使伪币成为通行之币。然这些办法都禁止不着法币的流通，于是他们退一步准许伪币与法币同时使用；而这办法已在各沦陷区中有效了。然经济的统一性是不易割断的，游击区与沦陷区的商品交易既无法绝对停止，则伪币在沦陷区流通后就不免要多少流入游击区，而游击区中的一部分法币不免为吸取而去。但因为沦陷区人民之信仰法币及游击区之严禁伪币流入，故直到现在，伪币在沦陷区中的势力还不及法币，更不必谈在游击区中了。日本人为扩大伪币的势力，又对农民施行贷款，以施小惠而推销伪币，又伪造法币或省币以图混入游击区而换取法币。例如，华北的三个伪银行——察南实业银行、晋北实业银行、蒙古联盟实业银行，对于华北农商均已作了巨额的贷款，单以晋北实业一家而言，在廿七年后半年中已放出了农业贷款二十四万余元，商工金融贷款十六万余元，一般金融贷款九万余元。又如，在二十七年前半年，日伪知道了联银伪币难于侵入，因即伪造了河北省银行的五元及十元省币，企图大量向冀中侵入。有一时期在晋冀察边区各县中，也曾发现大量伪制的河北省币及中、交、农各行法币。
第四，在日本人竭力破坏法币，输入仇货并霸占各沦陷城市的机器工厂之时，他们又对于各沦陷区的农产品实行产销的统制。例如，在长江下游一带，他们在总机关华中开发公司下，设立了各种子公司，以统制华中的海产、盐产、茧丝及水陆运输等。他们又在长江沦陷区及一部分游击区中收买稻米，造成了许多产米区米价极昂的恐慌。在华北某些地方，他们曾举行植棉放款、棉田登记、以特定价格统一收买棉花等。在山东，他们的大连盐城银行以特定限价收买烟台的水果。敌人的这种统制手段，自然首先影响到沦陷区的物价，使物价在他们的剥削之外，须与国外市场，尤其是日本市场发生联系，换句话说，就是在目前战云浓罩下的远东物价一般高涨期间，这种统制手段自然要提高各沦陷区的农产品价格，因之日本人与奸商都不免要以高价收买游击区的农产品，而区中的地主与富农之向以出售农产品生活者，此时不能完全摆脱这种高价收买的引诱。在这种情形之下，敌人对于沦陷区的经济统制及货币手段等，自然要影响到游击区的经济生活。
为对付敌人的这样各方面的猛烈而长期的经济侵略，在过去两年多，我们的各游击区——晋冀察边区游击区、晋东南游击区、冀中游击区、鲁南游击区、苏北游击区、皖北游击区、江南游击区，都执行了一种经济抵抗的战略。因为无论在华北华中，敌人的经济进攻战略，与进攻目的都相同，所以各游击区的经济抵抗战略也都不谋而合。这战略可以两句话包括之，即：一方面封锁或严密统制与沦陷区的经济来往，一方面发展手工业与农业，以图本区的自足自给。兹分述之如次。
封锁或严密统制经济来往的目的有四点：（一）断绝人吸收本区的粮食与原料；（二）杜绝仇货的输入；（三）防止伪币的流入与法币流出；（四）于必要时从沦陷区吸收本区不产的必需品。
例如，翼中游击区，在廿七年八月以前，已普遍禁止以区内粮食棉花运往区外，并禁止与敌人通商，以断绝敌区粮食的来源而避免区内的资金外流；后来，自从发现伪币流入之后，即迅速设法防范，禁止该币入境，其已流入者则鼓励商人赴保定平津购买应用物品，悉数用去。在山西，自二十七年临汾失陷后，省政府即颁布了“抗战期间经济设施方案”，其中有严禁日方货币的流通，严禁买卖仇货的规定；又设立贸易局，统制输出输入的商品，以防止敌货之输入及粮食之运往敌区，凡犯此禁令者，均处死刑。在山东，省当局也针对着日人的经济侵略，而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对策：第一，设立民生银行，发行民生银行省币，以换取法币，而以法币作为省币的准备金，使敌人无法套取；第二，举行棉花粮食生产量的预先登记，严格限制运输此项产品到日人占据的城市。在苏北与皖东一带，游击区当局亦禁止粮食出口，禁止日货入口，并奖励农民储粮，因此现时苏北皖东一带的农村中，都储存有大批粮食。江苏省政府当局，为了打击伪币，为了军队便利，为了增加地方的抗战力量，及维持行政系统的永续，曾准许该省沦陷区各县政府印制五角、二角、一角的兑换券，用以完粮纳税，一面以救济财政与金融的困难，一面以防制日人的套换法币。至于在江南一带的新四军游击区域中，严禁粮食运往敌区及抵制仇货抵制伪币的混入之同一经济战略，当然也是施行着的。
然就贫乏零碎的材料看来，各游击区的经济战略虽然大体相同，然各区之间亦有差别，这差别就是：某些游击区似乎绝对断绝与敌区的经济往来，而某些游击区则只对此经济往来施行严格限制，而并不斩断与我有利的敌我之间的买卖。前者，例如鲁南游击区；后者，例如晋冀察边区游击区。鲁南游击区，包括泰山、蒙山、徂徕山、沂山、抱犊崮一带的山区，南北长约五百里，深山重叠，山里矿产丰富，各种粮食与棉花，也均足自给，在这区域里，一切日常必需物品，尚不感缺乏，然因我们自己的封锁及日本人的反封锁，这里与区外市场断绝了供求的关系。但在晋冀察边区中，资源条件或不若鲁南一带的优越，似乎就因为这点，所以该区并不与敌区绝对断绝经济关系。该边区最高负责人胡仁奎氏曾说：“有人这样想：敌我不共戴天，根本不应再有经济往还，我们应该用法令的性能，与敌断绝贸易。我们觉得这是不合事实的想法，违反商业渗透性的想法。实则在游击区里我们还有必不可少的物品，需要从敌区吸收进来，还有愿意推销的物品，需要运入敌区去，真正断绝贸易，未必完全与我有利。”（见《战地知识》一卷二期上，胡氏所作《论游击区经济的特性》一文）。由这些话看来，可见晋冀察边区的经济战略之这一特点了。大同之中的这样小异，是无足怪的；各地的经济条件不同，经济战略自然不能完全相同。例如，皖西北是目前华中区的游击战中心之一，是皖省政府的所在地，但那一带平素出产粮食很少，食盐又完全依赖区外输入，故即在目前已有饿死人及平民两三月不尝盐味的事情发生着；如果叫它完全与区外断绝贸易关系，则那里自然不能长期进行游击斗争了。
上面说的是各游击区封锁或严密统制与沦陷区的经济往来的情形。但要想长期进行游击战，要想真能抵制住仇货的侵入，单只封锁或统制经济往来是不够的，封锁或统制的消极手段之外，还必须提倡发展本游击区的生产，以图能充分自给，并抵抗得住敌区的优势经济的攻侵，因此，各游击区于消极的封锁或统制之外，又一致采行积极的战略，即提倡并发展本区的农业与手工业，在资源贫乏而粮食与物品的产量素不足自给的游击区中，尤其是如此。例如，山西的“抗战期间经济设施方案”中，于禁止日伪币及仇货之侵入外，即特别着重于发展农业与手工业的规定，如：发展手工业；由各县动员委员会帮助人民组织手工业团体；以预先定货的方法鼓励手工业生产；开辟未经开垦或因地主死亡而致荒废的土地等。又如冀中区，在开始禁止与敌区通商时，即发起土货运动，设立土布工厂、肥皂厂、土法制纸厂等，以便日用品均改用土货。这样发展手工业的运动普及于各游击区，而国民政府的经济文件与当局言词，亦曾不断指点着这个方向。
这便是以游击区为中心的敌我经济斗争之一般现象。
（二）游击区的经济特性
由以上种种现象，我们可以看出游击区经济的几点特性。但各游击区，与后方资产阶级统治者的关系有疏密之不同，对当地的地主富农的依赖性有程度的不同，因而对待他们的态度亦有宽严的不同，所以在论其经济特性时，并由此特性而论断其前途时，各区不能一概而论。但在八路军完全影响下的晋冀察边区，是组织上与政纲施行上最成熟的游击区，是一般政论者所景仰膜拜的游击区；其他各区与它虽有差别，但在政论者的头脑中是想叫它们依照它的标准去发展的，因此，我们在论游击区的经济特性及其前途时，即以晋冀察边区作为分析的标准。那么，游击区的经济特性怎样呢？
首先，游击区的交通是，或企图与沦陷区隔绝的，作游击战基础的农村经济不能与沦陷区的城市经济相调剂，或难相调剂（假如像晋冀察游击区那样，允许与敌区维持相当贸易关系的话）；与我们自己后方的交通，也多少隔断或甚而完全隔断了（如鲁东南），即隔绝程度不大，但因与后方的交通关系本就落后，故也不能抵消该区因与沦陷区隔断所产生的经济后退性。因之，游击区的总经济趋势不得不向以本地方为单位而力求自给的道路走。加之伪币与仇货的不断侵略，游击区不得不采行对抗的政策，而限制或完全断绝与敌区的商业关系，因之更人为地加重了这种本地单位的自足自给的趋势。然游击区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游击战争，因之每个游击区中都存在着几种战时的现象，如秩序的不定，资金的逃走（随地主富农之逃亡而送走），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不易或甚而无法进行。例如晋冀察边区，是现有各游击区中最巩固、最稳定、面积最大、受战灾毁坏最轻的游击区，然其最高负责人胡仁奎氏在上引论文中曾写道：游击区“经常在战斗状态中，敌我战线犬牙交错，变化不定，人民居处无常，不易找到安全地区，而建立工厂工业（偶有建立，反成敌人蹂躏目标）需要较长时期的工程，当然不易举办”云云。晋冀察区尚如此，则其他游击区的情形，可想而知了。这使游击区的经济生活，不得不退到原始状态的自足自给生活，在某种生活必需品缺乏（如粮食、食盐）的那些游击区中，也不得不设法力求自给。
在这种情形下，游击区经济的一般现象，是本地农产品价格低落，手工业品多少代替了城市无法输入的工业品。例如在山东游击区中，豆油、旱烟、火石、土布，代替了煤油、纸烟、火柴、洋布；小麦每石三元，小米每石二元多，高粱每石一元七八角，较战区后方各城市，低三倍至二十倍。
所以，游击区的经济特性的第一点是：它是建立在人为地已脱离大城市或要想脱离大城市而走向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之基础上的。
然而，在中国农村经济已日趋资本主义化的现在，要使农村经济人为地脱离大城市而退回到自给自足的阶段，是违反经济发展的自然道路的，因之，要想这种不自然的手段施行有效，那就必须凭借政治的力量，换言之，即以政治力量去强制执行。如，为要限制仇货的输入，就必须在游击区边境上设立关卡；为要避免区内地主富农以原料粮食资敌，对于竟而资敌者就必须以刑罚惩处；在敌军来攻而我军退却时，就必须以军事纪律处理存储的粮食。又如，中国农村中已经完全商品化的农产品已不在少数，如河北的棉花、山东的烟草等；为要使一向依靠这种商品之生产与运输以为生活的富农或地主资本家抛弃其旧生涯，就必须用政治的甚而军事的强制办法。那么，这种政治的与军事的强制办法是在谁的领导下施行呢？就晋冀察边区这个模范区说：领导施行上述强制办法的分子既非大资产阶级分子，也非地主与富农分子。因为这个游击区，大体上说已与大后方的城市大资产阶级相隔绝了，虽还在它的意识与政令的笼罩下，然行动已无法受其领导；而这些强制施行的办法，虽未动地主富农的土地所有的分毫，虽仍依据在旧财产关系的基础上，但与地主富农的当前利益是完全违背的，所以不会受他们的领导。至于贫农，在游击区中所获得的最好的生活改善条件，不过是区当局仲裁下的二五减租，完全处在地主与军事当局的压迫下，则他们当然亦非领导这种办法的施行的人。所以，分析到最后，领导这个游击区的斗争的，只有在民族意识笼罩下的小资产阶级了。至于晋冀察边区以外的其他各区，其与地主富农及后方资本家的关系越密切，则这种强制办法的严正性便越减少，其与敌区妥协的倾向便越明显，而离开一般政论者所想象的游击区景色就越远，这些区域，不在我们所分析的标准之内。
所以，游击区经济特性的第二点是：它是建立在民族意识笼罩下的小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政治与军事强制之基础上的。
但是，农村的向来统治阶级是地主与富农。现在这些旧统治层在游击区中处在什么地位呢？考察这一点，更可见出游击区是建立在民族意识浓厚的小资产阶级领导下的特性。战争以来，游击区中的地主与富农的统治者，凡能逃亡的，都逃亡到临近的大城市中去了；其不能逃亡或已失掉逃亡的机会以致无路逃亡的，则仍局促在乡村之中，而于游击区未巩固以前成了所谓两面派：“日本军队来，打鞭炮欢迎，弄些妇女去慰劳皇军；中国军队来也打鞭炮。这种两面派主持了一切，与日寇互不侵犯，企图苟安、妥协。”（项英：《新四军一年来抗战经过与教训》）到游击区的政权相当巩固以后，这些两面派就销声匿迹，而伪政权的影响也同时在乡村中消失。但他们是心悦诚服地拥护游击政权的么？当然不会是的，因为游击战争与他们的利益相矛盾，在实行二五减租与减少高利贷剥削的地方，他们当然不高兴作这样让步；在区当局为了战争的必要而不得不相当实行“财产较多或所得较多者其纳税亦较多”的规定的地方（如在晋东南游击区），他们当然也不高兴负担这样的担子；在因交通断绝而农产品不能运出的地方（如鲁南），他们的剥削与牟利的活动即陷于停顿，这当然亦非他们所甘愿；在受政治压力而不得不把向为他们的利源的种植棉花改变成为无利可图的种植粮食，这当然也是与他们的利益冲突的。固然，在各地的地主富农阶层中也有民族意识浓厚，宁愿牺牲自己利益而对民族斗争效力的分子，但这终究是极少数，不能改变该阶层的整个趋势；因之，在我们眼前所出现的，十分之九是些痛心的事实：例如，在江浙的某些沦陷城市中，常住有不少的逃难地主与富农，他们与乡村的不良游击队勾结，借势在乡间收租粮，收得之后则几分之几地瓜分！在游击队限制松弛的地方，游击区的地主富农与城中的伪维持会有亲密的来往，因为维持会的主持人也是地主富农队伍中人！由这样情形看来，向为农村经济统治者的地主与富农现在在游击区中处于什么地位呢？处在农村经济已被战争破坏或阻碍而无法恢复的时期，处在游击当局的军事与政治的压力下，处在敌人在城市中的统治尚未形成一种足以引诱他们的力量的时候，处在不得不忍气吞声暂时受痛的状态中。这种情形在晋冀察边区中最明显、最典型化。然而不能斩断的经济生活的河流，即在强制阻碍之下也只能暂时停滞一下或后退一步，是决不能长期被斩断的。
所以，游击区经济特性的第三点是：它是处在农村的原来统治者——地主与富农——还未能从战争摧毁中找到恢复道路之空隙间。
就上述三点看来，可知要把已经资本主义化的乡村经济强拉回到自足自给的原始状态，是一种违反自然发展的行为，是一种大的斗争。小资产阶级领导下的军事政治压力，外须不断抵御敌区的经济侵略，内须消除地主富农的反抗企图，并须设法维持并发展能支持长期抗战的经济力量，这也是一种大的斗争。固然，任何经济活动都带有斗争性，都是在斗争过程中的，然游击区的经济斗争，更急迫，更剧烈，最含有时刻发生急剧变化的可能性。
所以，游击区的经济特性的第四点是：它是时刻在剧烈的不稳定的斗争过程中的。
（三）游击区经济的前途
从上述几点特点看来，倾向于自给自足的游击区经济天然要发生如下的几种现象，即：游击区农村已脱离了或正想叫脱离沦陷区中的大市场；由于地主富农中农的土产不能输出，于是土产品价格大跌特跌，地主富农中农以至贫农的购买力，都大大减低；不出产或出产甚少日用必需品（如食盐、粮食等）的区域，则一般生活，尤其是下层农民的生活，都不得不陷于淡食与饥饿等悲惨状态。在这中间，中农以上的生活状况固是苦了，然而最苦的则当然是无土地的贫农；因为在自给自足状态中，资本主义的分配形式减低了作用，土地成了最主要的甚而唯一的生活工具，而贫农则并无土地；再则，贫农平时是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的，但这时候农产品既不值钱，地主富农就要缩小生产，于是而贫农便有失业的危险。梁漱溟于去年以八个月的长时期，游历了皖北、苏北、山东、冀南、豫北、晋东南各地之后，在重庆发表感想说，各区的民众经济状况“一般说来是苦得很，虽是照往常一样的耕作，而生活或许比抗战以前更要苦”。——一般比抗战以前更苦，是各游击区中的当然现象，然在这个“一般比以前更苦”的现象下，也当然包含着下层农民比上层农民更苦的事置。
从游击区的这种经济现象及上述政治现象所可得出的必然归趋是：假如一无所有的生活更苦的贫农，还能在游击军事统治之下忍受抗战的重压，那地主富农便比较不能忍受。为什么？因为他们有田地房产要保护；因为他们掌握过农村经济的统治权，不愿见这种权力归别层小资产阶级分子操纵，而让自己蒙受不利；因为他们过惯了比较优裕的生活，受不了游击区中的自足自给式的退后生活。因此种种理由，他们虽然现时迫于环境，不得不忍受一时，然他们是时刻在寻找反抗当前军事统治的道路的，时刻在盼望着区外的援手的——如是中国的当然更好，如是日本的也没有什么。在敌我两方势均力敌时，他们就在这中间扮演成“两面派”；在敌军占领区域中，他们就变成“维持会”委员之类；在游击区中，他们暂时忍受痛苦，然如外面有好出路的幻景来引诱他们，他们决不在乎演“里应外合”。所以，就农村各阶层的利害关系看来，现在忍气吞声地处在军事统制之下的地主富农，是最有可能毁坏游击区的因子。
谁能够制止他们的毁坏呢？目前掌握统治权的，在民族意识笼罩下的区内小资产阶级军事统治者，把它的统治大半附依在地主富农一边，小半附依在中农以至贫农一边；对于前者，它替他们保持着统治的基础（以便遇有机会时好让他们来打倒游击区，恢复其统治！），并且即以此作为游击区的经济社会基础；对于后者，它以“二五减租”、“合理分担”作饵，以图取得拥护，并假冒他们的声势以威胁前者使不得不暂时低首。这种统治力量是很不巩固的，很容易被地主富农所推毁的，当然无力制止地主富农的毁坏游击区。不但如此，小资产阶级分子的这种统治，只是暂时的，无法巩固的，如贫农不起来领导这统治，并且如他们不能与后方的还主张抗战的大资产阶级发生更密切的联系，则他们不久就要完全受地主富农的支配。中农以至于贫农有力制止地主富农的那样反动，及小资产阶级的这样动摇性没有呢？一般说来，农村阶级的下层，贫农，是农村中最革命的阶层，最有力量与一切反动势力斗争的；历史上，他们在苏联能够帮助无产阶级排除俄国的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击退了各帝国主义的联合围攻；在中国过去的内战中，他们在江西以十万武器恶劣的军队，抵抗五十万武器精良的政府军的围剿到五年之久。所以，贫农的力量如果真能解放，则不但制止地主富农的反动不成问题，即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都不困难。可是，现在他们是处在怎样困难的境况中呵！他们身受着抗战在农村中所产生的痛苦的十分之五六，他们的生活比抗战以前更苦，他们处在游击区统治者与地主富农的双层压迫下，他们对于抗战的态度很冷淡；无人领导他们去作生活改良的斗争，而挂革命招牌的领导者，又以仲裁办法阻碍他们斗争。在如此状态下，贫农是不能制止地主富农的反动的。
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总括起来说，游击区既无坚定的经济基础，亦无坚定的阶级基础，其存在是极不巩固的；而游击区前途上的最大危险是它会被旧时统治者勾结日本所叛卖，而目前军事统治者的动摇性，更加重了这样的危险。
再由敌人目前对于游击区的进攻方法看来，更可见这点危险的严重。日军在以前对我军进攻时，大都以阵地战方式凭着强烈的火力前进。但去年四月至六月的进侵晋东南的战事中，他的方法不同了：他的进犯军队中，伪军人数竟占全体四分之三。每占领一重要据点，立刻即做碉堡，筑工事；同时并竭力修筑公路大道，以联络其后方交通，然后再稳扎稳打，龟步前进，但有机可乘时，亦作突击；如第二步进攻不能如愿以偿时，即仍退守第一步。日军从前作战多恃重武器，然此次在晋东南战争，则减少重武器，增加轻便自动武器，或仅带小型山炮及迫击炮。换言之，日军现时对我游击区的进犯，已采用过去我国内战时的缓进围攻的战略。然而过去的被围攻者，是以贫农作战斗的基础，故能作长期的抵抗，而我们现在的游击区中并无如此坚强的战斗基础，且有可怕的地主富农的内奸！这不是很严重的危险吗？
况且游击区与敌区的经济关系，事实上在许多地方是无法根本断绝的。例如，在晋冀察边区，由于“商业上的运转最含渗透性，所以和敌人强占的大城市间的商业往还，仍极频繁”（胡仁奎：《论游击区的经济特性》）。上海《字林西报》的通信也说：“说来未免奇怪，沦陷区与（晋冀察）自主区之间还进行着十分活跃的贸易。”（一九四〇年一月十日号的该报周刊）。并且，大概由于要避免经济根本断绝后的难堪的苦痛吧，这个游击区当局还把那主张根本与敌区断绝贸易的意见，斥作“不合事实的想法，违反商业渗透性的想法”。又如，绥德是八路军在陕北的重要根据地之一，他们的组织与检查手段，都较别的集团为严密，则这里对于与敌区商业的隔断，应该是最着成效的地方了，然而就是这个城关，竟满布着由太原来的洋布、绸缎、舞袜，及五光十色的钮扣别针，并且在河东西交通要冲的碛口镇与三交镇，街上的商店里也满是各种各样的伪货与仇货（崛井蜡纸、真空管自来水笔、东洋便笺之类）。而陕北当局好像对这些洋货之“渗透性”也特别默许，并不严厉取缔。陕北虽非游击区，然这情形，很可以作一般游击区经济情形之好例子。按之经济斗争中的定律，进步的经济总是能战败落后的经济，所以资本主义化的城市经济总是能臣服封建式的乡村经济；那么，在目前状况中，游击区的落后经济（加上人为的回到自给自足的方式，就更落后了）既不能并且有人还不主张与敌区的城市的工业经济断绝关系，则今后怎能抵抗得住敌区的高度经济的打击力量，不是很成问题的吗？这种高度经济的侵入，不管别的作用怎样，但对于煽燃地主富农的恢复统治与排除新来的军事压力的欲望，是必然的。而且这种作用，事实上已经发生了（皖北、苏北、山东、翼南、豫北、晋东南的长期考察者梁漱溟说：“广大农民要生活，只有依靠出售他们的农产品，政府严令不许资日，日人却在出重价收买。希望政府以非凡的毅力来解民倒悬。”这话明显地表达出有许多游击区已觉得支持不住敌人的经济压力了，尤其是地主富农已准备接受敌人的经济引诱了！）。所以，游击区与敌区的这样经济关系，将要成为地主富农叛卖游击区的主要诱因，及游击区被毁的起点。
由以上各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现在各游击区的经济是建筑在非常脆弱的经济的与政治压力的基础上，因而游击区的基础非常不巩固，即能抵御得住敌军的单纯军事力量的进攻，也很难避免经济上的自然败北，更难防止地主富农的叛变降。这种不可讳言的危险局势，是真正爱国斗士们所不容闭目的。那么应该怎样挽救呢？
因此而就与日本帝国主义者谈判和平吗？这是汪派汉奸的说法，是一部分资产阶级所要走的道路，也是游击区中的地主富农即游击政权的主要靠山所要走的道路，这是陷中国民族于无法翻身境地的道路。这些汉奸与充满反动性的阶层，急于要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以图保护他们的财产，根本不会求助于下层民众，反而最害怕下层民众。然而事实上只有民众的力量，才能挽救目前游击区的危机，而巩固那里的抗战的基础。历史证明，可以成为游击区的最可靠最巩固的基础的只有贫农。但贫农日前的生活已因抗战而更加悲苦，他们处在地主富农与游击区军事统治的双重压力下，所以他们对于抗战冷淡，他们的力量表现不出。所以要想使贫农成为抗战的主力，要想游击区的抗战力量能巩固持久并扩大，则除了彻底改善他们的生活，把土地，首先是不积极抗日的地主富农的土地加以没收而分配给他们以外，换言之，除了实行那过去曾经实行于江西的土地革命政策以外，别无道路。
（四）论“农村经济能否支持游击战”
自南京徐州相继沦陷之后，一般小资产阶级的抗战论调，都转而主张游击战略，于是中国农村经济能支持游击战的观察，成了这般人的游击战略主张的经济基础。美国的《远东考察》（Far Eastern Survey）杂志上，在一九三八年底曾刊出了《中国游击队的战时经济》一文，作者汉威尔（N.D.Hanwell）从中国农村的生产与消费各方面，说明农村能支持游击战争。后来，国内论此问题者，都不出此文所论的范围，故我们现在可借该文作为研究此一问题的对象。
这篇文章的内容，总括起来是说：中国经济与资本主义最发达国家的经济不同，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乡村依赖着城市，城市的头一断，乡村的四肢就不能生存；中国的乡村经济还大半停滞在自给自足的状态，都市的工业商品渗入农村的极少，故离开了城市，也能生存。于是该文考察中国的农村的粮食生产额，绰有余裕，能够自给；衣服原料的棉花产量很丰，故衣服也能自给；很多年来，手工业仍是中国农民的主要副业，城市输入的工业品大都非农民的必需品，故即使这些工业品的输入断绝了，手工业也可以制造土货，以应农民的需要；农村燃料大都是稻草、高粱干、麦秸、豆茎之类，无缺乏之虞；军火已能设立小规模工厂自造，也能自给；盐则内地的盐井、盐湖不少，也可有适当地供给；又有无线电可以利用；最后，游击区中已以政治手段减轻农民的租税率，废止高利贷，这即是从根除去过去农村土匪发生的基因，因而又可解决农村中向有的土匪问题。于是，该文结论说：日军即使遮断了大都市和内地的联络，然因中国农村经济有此特性，故农村仍可以不受多大痛苦，中国的农村经济能支持游击战。
上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点，许多都是事实，并且在某些落后省份中，或许完全是事实。但由这种事实是否就能得出结论说：中国农村经济能支持游击战，则还是有待于讨论的问题。
假使游击区之外，并无敌区之存在，而且在游击区所位的农村从前从未与敌区所位的大城市发生过经济的联系，这即是说，假使游击区是脱离其周围的环境而孤立的，是离开历史条件而从天上掉下来的，假使是这样，则上边的结论或许是对的。因为，在空间上既然是孤立的，则只要内部的食用不大成问题，它就可以自己存在，而无被外界扰乱或推翻的危险；在时间上既然是无生而自存的，则它就可以摆脱任何的历史牵制而自由了。但无奈，这种情形都是该文作者的幻想，因而落到事实上，他的结论也就成了问题。
并且假使游击区之内，并无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之分，即是说并无阶级的存在与冲突，而都是像该文作者同层的压迫者或被压迫者，那么只要他愿意忍受城市与农村割断的苦痛，大家就都无话说，则他的结论或许是可以得到的。因为这时候内部既无阶级的冲突，长久在可怜的经济生活下团结对外，自无多大问题。可是，事实上，在任何时候，农村中的阶级斗争都未停止。因而，该文的结论，也就成了问题。
明白地说：提出这种意见的人，并没有看见游击区与敌区的经济是在对立发展，互相斗争的过程中的；他们不明白游击区经济是否能支持游击战这一问题，不能简单地由游击区经济能自足自给这一点就得到肯定的答复，而主要地应该考察游击区经济是否能战胜敌人的经济进攻，换言之，即除过自给自足以外，是否还有余力抵抗得住或克服敌人的经济进攻之后才能作答复。他们也没有看见游击区内的阶级矛盾，各阶级尤其是地主富农对于生活要求之趋上性，他们不明白游击区之是否能抵抗得住区外的高级经济的压迫，也不能单就它的食粮够用，及具备过自给自足生活的物产来下判断，而当着重于各主要阶级是否能不得不停留在这一退后生活状态上以为断。如果敌区的经济力量太优越，而游击区又无力遮断其侵入（无力消灭商业的“渗透性”），则这种优越经济便能压迫并引起游击区中的经济关系，因而政治关系的变化，到这时，纵使是能自足自给的游击区也不能不走向屈服的道路；这即是说，敌人的经济优越势力之侵入，要引诱地主富农加速走上叛变反动的道路。
马尔萨斯孤单地非辩证地就人口生殖的速率而得出结论说，世界人口二十五年要增加一倍。然而事实上人口并没有照着他的结论而增加，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类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阻碍了它。农村能支持游击战论者，孤单地非辩证地由农村能自给一点理由就断定农村经济能支持游击战，而不看敌我经济斗争中的力量比重，不看游击区的战斗力量是建在怎样的基础上，则他的论断之错误是当然的。至于这样议论之只笼统地以中国农村作一个整体来论各种物品之能自足自给，未把中国划分许多部分来考察某部分的何种物产能自给或不能自给（因为凡是游击区都只占中国的一部分），而就得出农村经济能支持游击的结论，其错误尤为明显。
我们并不否认，对比着敌军在沦陷区中之不易稳定其统治，就是不很巩固的游击区也会维持相当长期的存在，对敌人的物力与人力能收相当消耗之效。但是抗战既是长期战争，就应该讲求最有效、最能减少民众苦痛的道路，以期能越快越好地，及最有把握地达到抗战胜利的成果。由此说来，目前游击区的经济与政治状态实是极危急的，而最能达到抗战胜利、最能减少民众苦痛的道路，只有彻底改良贫农的生活，提高他们的精神，使成为游击区中的主力。如果能这样，则不仅地主富农的反动倾向将根本被消灭，不仅游击区可以无限巩固，战争力量可以无限加强，而且风声所播，各省农民将都起而提高抗战的精神，使日本占领的区域中到处都是强韧勇敢的农民抗日队伍。这样，日本帝国主义之被驱逐出中国，可以易如翻手地达到。
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五日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